忽培元:文学与书画的相互关系,兼

【访谈文稿】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文学与书画及我的理解追求一、文学与书法绘画总是相辅相成古往今来,文学与书画艺术本质上是无法分家的,是相辅相成的,甚至是具有着某种源流关系的。文学是源,书法绘画是流。这也是文艺史上充分体现的一个事实。如何鉴赏一幅书法作品和绘画作品?书法作品,我认为有三种境界,一是文人的书法,二是书法家的作品,三是匠人的制作。我认为最高境界是文人的书法。从中国历史上看,二王、颜柳、苏东坡的作品、王铎、傅山的作品、郑板桥、金农的作品、齐白石的作品,鲁迅的作品、李叔同、郭沫若、赵朴初、启功先生的书法等,这些书法作品首先展现的是一种文化的面貌,传递的是一种文化的气息,扑面而来的是一种文化的涵养。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效果呢?这些作品首先来自于文化底蕴与文学的涵养,是一种文化的外溢,是文化人的灵魂在其中起作用。南朝文艺理论家刘勰的《文心雕龙》中有一句话:“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就是说不管是写文章也好,还是进行艺术构思也好,首先要有一个文化的积累和知识的积累,有了这样的积累,你可以写文章,也可以演说,当然也可以进行别的艺术创作。这是非常通俗,大家都能够理解的一句话。《文心雕龙》的《神思》篇专门讲艺术构思的,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讲的是文章的构思中想象的才能及作用。这种想象就来自于文化知识的积累,当然也包括生活的体验。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之所以能够传之久远,被称之为古代书法的极品、神品,书法史上的“第一行书”,就是因为其形式内容的高度完美统一。它首先是一篇美文,是文学的精品。加之大书家的挥洒自如的书写,使之浑然一体。书法和内容是相辅相成的。苏东坡的前后《赤壁赋》,也是书法形式和内容相符合,形成了非常完美的艺术结合,所以也才能够成为书法上的精品。颜真卿的《祭侄文》同样也是这样。它是书法的精品,更是文章的精品。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和书法是分不开的。中国古代《诗经》、《离骚》等好多文学精采华章,都是达到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境界。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境界是一种规律。从古到今是不可分离的。所以说,文学与绘画的关系,也是相辅相成的,是源和流的关系。文学是源,书画是流,没有文学的基础,书画肯定达不到精品、神品,上不了高档次的。这样的书法家成为不了大家,这样的画家也是不能够成为历史上公认的大家的。晋代的顾恺之、王羲之,唐代的吴道之、王维、颜真卿,宋代苏东坡、清代郑板桥等扬州八怪,古代的例子太多了。现当代的书画家也是这样,黄宾虹、齐白石等,都是文学家兼书法或画家。比如当代的草书第一人林散之先生,他就是一个诗书画全才。他的诗写得非常经典。毛泽东的文章,及诗词书法也是图文并茂,堪称“为民立极”。这也是给我们留下深刻影象的一个经典范例。文学与书画相辅相成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当下之所以很难出大的书法家、画家,就是因为许多写字画画的人文学的修养还达不到应有的高度。文学修养达不到,就相当于源头没有活水,这样的话,书法和绘画的发展后劲就是很有限的。近现代以来,几乎所有著名的书画家,他都是诗书画一体的。书法和绘画的关系,也是这样体现的。过去一些大的画家,都是书法家。齐白石的书法那是很厉害的。像黄宾虹、张大千、朱屺瞻、李苦禅、李可染、吴作人、吴冠中、石鲁、赵望云、刘海粟等,这样一些大的画家都是书法家,包括徐悲鸿书法也是很厉害的。写意画,首先是写的功夫,笔墨的线条质量高的话,画出来的东西是很耐看的。当代有些所谓著名画家,画上一题字就把画伤了,就是因为他的书法没有到家。所以说,文学、书法、绘画像登山一样,山下一直到山顶,有着严格的逻辑关系的。绘画是一门综合艺术,就是它体现了文学书法乃致造型的综合能力。我们在欣赏一幅书法绘画作品的时候,首先感受它的文化气息,有文化气息的作品,那么它肯定是出手不凡。齐白石老人晚年的每一幅作品都是文化精神的返璞归真,大拙大雅,非常耐人寻味。他的古体诗词修养极深,拿捏非常到位,像民谣一样质朴,又像大文豪的手笔一样雅致。非常耐读,非常耐看。我最近出了一本新书:《百年糊涂·郑板桥传》。在这本书里,我把扬州八怪梳理了一遍,我就发现,所有的都是诗书画一体的,他们的文学修养,国学基础以及书法水平都是很高的。其中郑板桥号称诗书画三绝,又是思想家、文学家。实际上,扬州八怪都是这样的一些人。所以才在清代大量书画家中能够脱颖而出,成为深刻影响后世的重要流派。近年来我们看到一些当代作家的字写得很有文化气息, 也写得很有个性,这是很值得关注的现象。诗人贺敬之堪称人书俱老。书法家中的佼佼者,也是能写文章的人居多。这就是因为文学修养在发挥作用。文学达到了一定的涵养,就会化作一种外溢的能量,体现在书法,进而体现在绘画中间去,这是一条正路。中国古代的绘画,最高水平是文人画,书法最高水平是文人字,这两种艺术,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史上,像奇葩一样开放的非常灿烂,留下了大量的作品,成为我们文化积淀中间最为灿烂也是最有价值,最值得研究和学习的一部分。在读中国书法史和绘画史的过程中,在读文学史的过程中,会发现大家几乎都是三位一体的。包括杜甫和李白,虽然留下了很少的字,也是能够看出功力的。因为古代的人,书法是一种工具,是书写的工具,表达的工具,记录的工具。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是最早的中华文字。周朝把字铸到青铜器上,称之为金文。秦朝统一文字,出现了大篆小篆。后来到了魏晋以后,书法逐步才成为一门独特的艺术,在汉代以前,汉隶是记述和书写的工具,写在有弧度的竹片上,所以说汉隶中有一笔很重,体现出书写材料的特点。后来由汉隶逐渐的发展到了魏、晋、唐楷书成熟,达到炉火纯青,逐渐的才演化成行草。书法从应用的手段变成了一种艺术表现形式。书法刚开始,它就是一种象形文,它跟绘画本身是同源的。后来作为一种独立艺术以后,以形赋意,返璞归真就变成了绘画。绘画和书法本就是同根生,分流后又形成了一种融合,形成了我们中国水墨丹青的独特面貌。二、学养与诗意,当下书画成败得失之关键所在当下,尤其是面临市场经济负面的冲击,利益的冲突,对于艺术和人文精神的侵害影响很大。书法、绘画、文学领域更不是真空地带。书画领域反映得特别强烈。有一个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现象,书画,尤其是绘画普遍存在的现象是迎合市场,缺乏学术追求。加之好多人很早就只练字,很早就上了美术学院附中,他们的主要精力放在了书法绘画的技巧上和相应专业的训练上,学院派培养了大量的技巧很高的书画技巧大家,但是他们往往缺乏两种东西,一个是学养不够,再一个就是画画的人没有好好练字,写字的差。这两方面的积累不够就形成了致命硬伤。就像打井一样,口子开得越大打得越深。开始就是一个很小的口儿,那能打深吗?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写字一写就是匠气十足,画出了就是千篇一律,要不就是所谓传统笔墨,亦步亦趋,完全借助于《芥子园》画谱来画,要不就是乱画一气,对真正的传统没有继承和学习了解,完全是自己画。这样就造成了两个极端,即画古人都是千篇一律,画今人也像是古人一样,就是衣服的区别、环境的区别。中国的书画艺术评论界认为这是走进了死胡同。书法也是俗不可耐,要不就是乱写乱画。我有个想法,就是要恢复中国文人字和文人画的优良传统,这个传统是非常重要的,也是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由之路,更是扭转和改变目前书画走向衰败局面的一个重要的步骤。所以现在书法进校园、进课堂,进入小学生的必修课是至关重要的。书法家、画家加强文化学习,提高文化修养和精神境界,是很有有必要的。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为此,我们中国作家书画院,团结了一批在文学创作方面已经取得了较大成绩的中青年作家,加强指导他们书法和绘画方面的训练,对当代书画振兴势必做出重要贡献。我们在座的都是文学爱好者,有些是写诗歌,有些是写小说,有些是写散文的。在业余时间,我建议大家能练一练字,练一练书法,绝对有好处,反过来对你的文学创作也会有好处。我们现在赶上了好时代,书法进课堂,进入小学生必修课,我们在给孩子辅导,在陪孩子学习的时候,自己也练习书法,对我们的学养必然是一种提高。三、写意中国水墨丹青的三重境界我个人认为中国的水墨丹青创作有三重境界。一种境界是画别人的画,就是临摩古人的画、临摩当代的名画。临摩很必要,就像书法的临帖一样,但是又有不一样的地方。初学者可以临摩别人的画,但是现在很多人画了很多年,还是在模仿别人的画,包括不少规格较高的画展上,也都有这样的画。没有自己的特点。艺术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唯一性,不可复制性。真正的艺术是不可复制的,能复制的不叫艺术,叫工艺品。如果那样临来摩去,就成工艺品了。现在一些画花鸟工笔画的就走了死胡同,把一张纸放在古代名画上面一笔一笔描出来,一个月就可以让一个不会画画的小姑娘,画出一幅很好的工笔画,看着不错,因为它是一个工艺。只要有耐心、细心,可以吃苦就可以画。一个画家长期停留在这个境界上,那你永远成不了一个艺术家,只是一个画匠。第二种境界是画大自然的画,到大自然中去写生,去观察,在大自然中寻找创作灵感。这样的画就上了一个很大的档次。好多画家,成天背着画架到处跑到处画,很能吃苦。画山水、画花鸟、画人物。刘文西先生就是典范。他领军的“黄土画派”坚持每年都在他的带领下到陕北过年写生。年近九旬仍然坚持不懈。特别是很多画油画的同学,例如延安的青年油画家马建飞和他的朋友们,不管寒暑,背着画架到农村去画老头、老太太,画村里的人物,画劳动的场景。画的非常逼真,非常亲切,充满了生活气息。他的画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引起了轰动。其中的佳作,折射了画家的心灵之美与艺术哲思。。第三种境界是纯粹画自己心灵中的画。这一点最难,也是最值得提倡和追求的。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原始创作。一般来讲,必须经历了第一和第二重境界,才能达到这重境界。很多画家都停留在了第二重境界上不能前进了。心灵的画,从古代来讲,顾恺之、吴道之、王铎、石涛、朱耷、扬州话八怪、齐白石是最有代表性的。他们的画跟写生有极大地距离,既不是别人创作的,也不是生活中原原本本的,他们一出手,就是心灵的外露,是自己思想情感的宣泄,是各自心中形象独一无二的个性化表达。这样的画,在西方被称之为印象派,其实并没有那么神秘。不过就是心灵诗意的形象化表白。其实它和传统笔墨还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笔墨语言与风格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飞跃。这一重境界就像是“鲤鱼跃龙门”,是绘画艺术境界的升华与飞跃。古代中国的龙和凤,这两种具有中华民族图腾意义的形象,正是这种绘画的产物。心灵之画,是每个有理想、有大志向的画家终生追求的终极创作目标。四、作为作家我对自己书画客串的自我认识我自己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书法家或者是画家,我就是一个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学习写作的作家。我在学习写作的过程中间,得到了书画的陶冶。我从小喜欢写字、画画,这是许多作家都具备的爱好。我的这个过程有几个阶段,一个是我记得小的时候,拿铅笔描摹书的封面、画雷锋、王杰、焦裕禄的肖像,到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三合板上刻毛主席像,都是一种绘画的训练。后来长大了我喜欢画竹子。特别是在潼关县工作的时候,练习画竹子,我每天晚上画到半夜,反复的拿毛笔画,现在好多潼关干部的家里都有我画的竹子。感觉自己就像古时候的郑板桥,“衙宅卧听萧萧竹”。在延安任职期间我练字较多。八年业余坚持练习,是我书法真正入门阶段。再往后,就是以练字为主了。在大庆工作的四年,每天中午一个小时练楷书。楷书我练的是颜体,颜体练了好多年以后,发现笔画有些圆滑了,我就开始练魏碑。魏碑十三贴,我挨着临习,自认为写的也很到家。后来,我又发现《爨宝子》这个字体好。《爨宝子》是近代在云南出土的一块晋朝的墓碑。碑体量并不大,但字的气势不小。《爨宝子》之外,还临《爨龙颜》。此“二爨”在中国书法史上是很有影响的一种字体。它上承汉隶下启唐楷,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性的字体。我至今练了十来年,二爨与颜体、魏碑体、汉隶结合,形成了自己的楷书风格,书法界对此比较认可。这就是我自己练习书法的追求过程和体会。书法的练习,我的体会就好像唱戏吊嗓子一样,楷书每天早上都要写,每天都要拿出一定的时间临写。不管是早晚,拿出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写上几十个字、一二百个字,这样,长期以往,功夫就像铁棒可以磨成针一样,写出来以后,面貌就不一样了。书法练习开始很枯燥,很多人就好像我们登华山一样,走到“回心石”的时候,就退回来了。何况现在有了缆车,就更成了“速成”。靠坐缆车上去朝华山,那是看不到什么好风景的。我还是主张步行登山。开始练的时候,非常寂寞,非常枯燥。就好像磨刀子一样,要反复的重复,在磨的过程中间,慢慢的、毫不自觉地一点一点向前走。我自己的体会,开始很枯燥,但是练到一定的程度,你就会发现其乐无穷。我写颜体写了十几年,在写颜体的时候,我深深的体会到,颜真卿老夫子为什么把字写成这样,他是悬腕趴在桌子上用中号毛笔写的,都像拳头那么大的字,刚好就是人的手腕能够悬起来活动的范围。为什么是中空而外紧,因为他悬腕的过程中间,在内外形成了弓形,那种按压,非常有力度的那种起笔落笔、就产生了蚕头燕尾的效果。我在写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感觉跟颜老夫子在对话,心灵在沟通,有一种莫逆之交的亲切境界。这是临帖过程中达到一定程度时你才会体会到的,那时候你就会非常的愉快,感到其乐无穷,感到在跟一千多年以前的智者高人在进行心灵的对话,在进行艺术的探索交流。这是一种非常难得的妙境。我们临帖的目的,不是临了就跟他写成一样的就达到目的了,绝不是这样的。临帖的目的是为了练功夫。书写的功夫,驾驭笔墨的功夫,眼手心默契配合的功夫。功夫到了以后,真正要写字的时候,创作的时候,你会自然而然从字帖中间跳出来,把自己的思想情感,把自己对书法的理解和对于要写的内容的理解结合起来,形成你自己的表达方式和艺术风格。这样又是一个境界,创作的境界,也就是进入了自由王国。所以学习书法首先是要临帖,要反复临。我举个例子,为什么说林散之老先生是当代草书的第一人,他为了把草书写好,每天早上四点钟起来练楷书,到80多岁的时候,还是每天早上四五点起来练楷书。所以他成为了当代草书的第一人,这是我们非常值得效仿的楷模。他写出来的草书线条,提按的功夫,运笔的韵致,节奏的把握,全部体现的是楷书的功力和严谨的法度。我们看一个人的书法,一眼看上去,就可以看出他对楷书的修炼到位不到位。草书是书法的最高境界,但是这个境界有多高,却要看你楷书的功夫有多深。楷书练到位了,草书才能够写好。就像演员吊嗓子一样,三天没吊自己心里知道。一个月没吊,内行就听出来了。三个月没吊,连外行都能听出来你没吊嗓子。书法也是一样的,当下有一些著名书法家,光写字不练字,字就越写越俗,笔画质量越来越低,赶场子的那种,一看就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书法家。书法写的好的人,向绘画转是比较容易的。也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能转。陕西的书家马治权先生就说他想画画,试了多次就是弄不成。他只能写书法、写文章。但是有的人,他很容易转。陕西有一个写书法的叫远村,是咱延川人,他把书法用于画山水画,很有个性。延安也有一些画家,有的还是很不错的小名家,他画山水画可以画,但是字一上去,就把气冒了,功夫没下到,写书法的功夫没下到,就把画伤了。不是画龙点睛,而是成了缺陷。画较容易掩饰,因为有色彩,可以涂改。字不好掩饰,一笔就是一笔。所以,我主张,搞绘画的朋友,练练毛笔字,从楷书开始练。坚持数年画也会大进。另外我感到练习书法对身体健康也有一定的帮助。我认为它是一种气功。当你全神贯注于笔端,聚气凝神,就会产生气感。在黑龙江大庆工作的时候,我练楷书。冬季那么冷的天,房间里面不是很暖和,我站在那里写上一个多小时,浑身都冒汗,脚底板发热,感觉到非常舒适。我认为它就是一种气功,把气脉整个打通了。写字的时候,全神贯注在笔端,本身就在运气,气源源不断的运到笔尖上去,写一笔就是释放一笔,然后又要聚集新的能量,对身体是很有好处的。所以提议大家练一练字,没有坏处,只有好处。书法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可以搞一搞创作,来寄托思想,表达我们的感情。我现在练习书法,在一些场合给朋友写几个字,感觉到是一种很惬意的事情。书法练到一定程度的,有一部分人可以开始练一练绘画了。不要开始就画画, 开始画,书法没到位,画画就容易搞俗。我画画小时候有一定基础,加之一直坚持写作,书法也坚持练习,把自己的生活记忆用画笔记录下来很有意思。只是画人物肖像是一个“奇迹”。有一天我跟一个画家朋友开玩笑,我说给他画个像,画好以后,他老伴看着说太像啦,他儿子一看说像是像,就是牙齿太恐怖啦!这个朋友还把这个画作为了他的微信头像。后来我又尝试着画了一些肖像画,虽然有些变形,但是都很像。我感觉跟我临帖有关系,与书法有关系。临帖首先是要读帖,那些一点一点的细部通过观察捕捉到,通过笔墨把它准确地表达出来。一直不断的进行这种临摩的训练以后,就达到了眼心手笔的统一。画人像的时候,无论照片还是照着人画,就能画像,能抓住人物的特点,心、眼、手笔可以成为一体。当然,也许还需要进一步的写生训练。总之我的绘画习作大体上分三个系列,一是陕北风情系列,称之为“延安记忆”。主要画陕北的农民、农村和儿童时代闹秧歌、听说书、看窗花、唱民歌的那些深刻记忆,包括延安红色记忆的内容,还有记忆中熟悉的人物、山水、地貌、等。我用自己的笔墨把他们呈现出来,得到了人们的认可。这是我一直要坚持的。近年来,在中国书协、美协和朋友们的支持鼓励下,我也先后在北京、重庆、南京、苏州、西安、大连等地办过个人书画展览,特别是在重庆四川美院展的时候,一些老教授,他们是专门教美术的,他们看了我的画很感兴趣,他们说他们很希望画出这样的画,却又很难画出来,因为他们已经被那些技巧束缚思想和手脚。他们评价我的画,就像是返老还童的儿童画一样,表达的率真,表达的真挚。这是第一个系列。第二类是变形人物肖像。陕西民国以来在中国文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陕西已故的三十多位文人和文化届有成就的朋友,我把他们肖像画出来加以展示。我认为画得还不够不好,但却很像。陕西文学界、书画界和李若冰、修军、王纹石等家人子女很认可。这也是为了表达自己对老艺术家的一份纪念与崇敬的情感。在西安也有个展的地方,民生大楼9层,有时间大伙可以去看看。三是花鸟系列。竹子为主,大鸡小鸡,老牛小牛、大狗小狗、老虎猛禽等等。赋予思想内涵,小品点缀,体现思想哲理与笔墨情趣。也是陶冶性情。总之,作为一个党政干部和写作者,我对于书法和绘画的定位还是一种“客串”。我主要的精力还是在工作和文学创作上。我还有一些研究写作的计划正在实施过程中,时间和精力也都不允许我过多放在书法和绘画上。我是把它们作为自己调节心情和调节体力的一个学习园地和一种表达宣泄方式。这个表达方式我还是不放弃的。对外,我是讲定位于“客串”,但是内心深处我还是想把它搞成专业水准。所以我还是很注意向优秀专业画家学习,特别是有作为的前辈和古代的一些作品,一些杰出的画家的成长我还是很注意了解积累的。我拜花鸟画大家贾平西为师,他点滴的教诲与高超的创作实践对我启发很大。目前来讲,我在书法上还是有自己的追求,继续临帖,主要是汉隶。我将继续汲取书法和绘画的营养,把自己想表达的心灵之画进一步搞得精致一些,提炼得更精确一些,展现的更加儒雅一些。在这方面,我想下一些功夫。总的来讲,文学、书法、绘画,作为各自不同的艺术门类,也有自身不同的艺术规律。作为一个立志在这三个领域有所探求的人来说,还是一件非常愉快、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还是充满热情和信心。【相关资料】 忽培元 黄土地哺育文学梦“亲切质朴的话语,好比高山流水遇知音,更似清风徐来醒乾坤。低徊高亢,时而若小鸟枝头鸣翠,时而似雄鹰俯瞰召唤,又更像振聋发聩的钟鼎之音,一扫眼前迷雾,令人茅塞顿开,精神大振,深深感到了自己作为一个作家、艺术家的光荣与使命。中国的文学艺术大树,如何才能根深叶茂?徘徊困顿的文坛原野,如何才能隆起同伟大时代和人民相适应的一座座巍峨峻拔的文艺高峰?习近平总书记高屋建瓴、丝丝入扣的生动论述,醍醐灌顶,醒脑明目,令人心悦诚服。”坐在人民大会堂的听众席上,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务院参事、作家忽培元一边聆听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一边在文件页边空白处写下这样的感受。苍劲的铅笔字力透纸背,无声表达着书写者的激动。带着陕北人的憨厚率真、执着热情,忽培元在作代会代表驻地接受采访。时而神情严肃,时而笑声朗朗,他畅谈自己参加作代会的体会、多年文学创作体验及对当下文学的引领作用,带着一路走来的积淀与亮色。用笔反映人民生活古朴炽烈的陕北延安,是忽培元生长的地方。上世纪70年代初,18岁小伙子忽培元和那个年代的青年一样到陕西省延安地区延安县川口公社插队当知青,后来被推举为公社团委书记。不久,又回川口村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一干就是五年。此后,他做过工人、中学教师,任过延安市文化馆文学期刊主编,由地区专员秘书一直干到担任延安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几十年生活于黄土地上,那些风尘仆仆又善良淳朴的老老少少,就是忽培元的乡亲、工友,是他的同学、插友和同事,他从他们中走来,又为官一任服务他们,排解疾苦。这些跟随时代大潮一同向前走着的、鲜活蓬勃的人们,令忽培元感怀。他将之书写记录,笔下文字也因这份对人民的真情而生动深刻。也因此,忽培元对习近平在文代会、作代会开幕上的讲话有着更深一层的体会:“‘文艺要服务人民,就必须积极反映人民生活。今天,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13亿多人民正上演着波澜壮阔的活剧,国家蓬勃发展,家庭酸甜苦辣,百姓欢乐忧伤,构成了气象万千的生活景象,充满着感人肺腑的故事,洋溢着激昂跳动的乐章,展现出色彩斑斓的画面。广大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真挚的情感,深刻的哲理,诗歌一般凝练概括的语言,贴切准确的描摹,深入浅出的表达,绝没有居高临下的空泛议论、指责说教,而是和风细雨地动情晓理,传达出人民的心声与呼唤。也是用自己的来自人民、熟悉人民、挚爱人民的激情与思想点燃作家艺术家心灵之火,号召激发大家对于‘初心’的思考与回味,对于衣食父母的感召与敬仰。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对文艺家讲的这一席话,完全是他源自亲身体验的肺腑之言,是真心所致、真情流露。”延安市延川县梁家河村,曾是忽培元的对口扶贫点,在这个小得不能再小、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黄河西岸拐沟山村,却留下他一段别样难忘回忆。梁家河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当年插队、播下最初一片绿色之梦的地方。上世纪90年代的一天,还在福建工作的习近平给忽培元打来电话说:“培元,有件事请你帮我办理,就是我们梁家河扶贫的事。村里还很穷,老乡们常来找我,我看你还是把我们梁家河村当成扶贫承包村吧,全面地做个规划,从根本上解决长远致富和发展问题。”“好的,我一定办好!”当时忽培元在延安市委工作,欣然应诺了。作为同一时期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忽培元太能理解总书记对乡亲们那一份深情。此后帮扶4年多中,忽培元同村干部一道,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做了一个全面的发展规划,并同村民们一同克服种种困难,认真加以实施,规划栽种了枣树,光秃秃的村子前山后山出现了一大片绿,让村民能够治富的绿色从此覆盖了小山村。“回想我在梁家河扶贫,5年里每次进村工作都能听到乡亲们深情回忆他们的习支书当时同大伙一搭起早贪黑、勒紧裤带摸爬滚打,咬紧牙关闯过种种难关的感人故事,同大伙结下的难以割舍的深情厚谊。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同呼吸共命运,是他至今不遗余力、夙夜奔忙奉献的永不枯竭的动力源泉。”“我们的文学艺术,既要反映人民生产生活的伟大实践,也要反映人民喜怒哀乐的真情实感,从而让人民从身边的人和事中体会到人间真情和真谛,感受到世间大爱和大道。”翻开习近平在文代会、作代会上的讲话稿,忽培元指着这段用笔重重勾画的语句,说道:“显然,这是他发自心底的慨叹。这样的一段话,没有同人民命运相依、荣辱与共的经历和情怀绝对讲不出来。这由此引发我们的深思与警觉,正如他接下来讲的:‘关在象牙塔里不会有持久的文艺灵感和创作激情。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忽培元饱含深情地讲到,植根于人民之中,以人民利益为导向,这既是讲给文艺家的,又何尝不是习总书记自己数十年从政躬行的一条心得铁律。他以自己的经历和实践更加雄辩地告诉我们,要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必先了解人民的处境与诉求,就必须时刻关注和懂得人民的喜怒哀乐。这是因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的集合,每个人都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都有内心的冲突和忧伤。真实的人物是千姿百态的,要用心用情了解各种各样的人物,从人民的实践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书写只考虑良心和时代忽培元本职从政,却又有多重身份。社会工作与文学创作,是他不可放弃、互为依托的“两亩地”。每当有新作品问世,大都与他此前或眼下的任职有关。在延安时,他写了纪念习仲勋的《难忘的历程:习仲勋延安岁月回访》、写了他在延安工作期间创作的百余篇散文《延安记忆》;挂职黑龙江省大庆市委副书记,他笔下就是这座石油城的发展与挑战,《大庆赋铁人铭》、《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后者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他主持编辑出版了《大庆文艺精品丛书》(十八卷),并因此获得大庆开发和建市以来文化发展特别贡献奖……丰厚的生活经验和长期担任县、市地方官员的历练,为忽培元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他先后发表作品20多部,1000多万字,对于一个专业作家而言,这都是个大数字,何况这都是他的业余成果。2015年,忽培元的三卷本传记文学《我想延安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其中《群山》,早在十多年前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先期出版,获全国优秀长篇传记文学大奖。这部书的缘起,正是得益于忽培元1992年至2004年间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同志秘书的经历。这被文学界和党史界同时视为不可多得的鸿篇巨制,以老一辈革命家马文瑞为贯穿人物,生动深刻地梳理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90年的苦难辉煌历史,成功塑造了从毛泽东、周恩来到普通农民群众等数以百计的当代风云人物。为此,忽培克服种种困难,历经20年深入采访和潜心写作,终于创作完成这部150万字巨著,成为了评论界十分关注的新时期中国文学的重要收获。这部以《群山》《长河》《浩海》三部构成的作品,被著名文学评论家何向阳同志评价为“是一部大书,大不只是体量大,而是内涵丰富,通过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马文瑞同志的一生来记述了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建设和中国改革的完整里程。二十世纪的风云际会在这部书里有非常重要的完整体现。这部书还完整地通过一个人来言说了中国革命的产生源起,探讨了和张扬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出身和信仰”。“把一个人的生活体验变成自己生活中创作的来源,我一直这么做的。我认为这样的作品迟早会成为珍贵史料。”这种写作在当下很寂寞,甚至被一些人嘲笑,忽培元却一直坚持着。已故著名作家路遥是忽培元多年老友,忽培元念念不忘路遥当年的纠结与坚守。《平凡的世界》全篇120万字,在当时也算大部头。开笔前路遥也曾焦躁,毕竟那是一个各种文学思潮席卷而来、不同创作手法百花齐放的年代,传统的现实主义写法被视为过时守旧,“但路遥重新体味巴尔扎克、雨果等著名作家的作品,最终选择做一个老老实实的写实派”。“有些人写作考虑市场,我就是考虑良心,考虑生活和时代。作家就是个愚人,要把六十年作为一个单元来奋斗”。在浮躁而匆忙的社会里,忽培元说,他想做一个愚人。《我想延安苍生三部曲》出版,忽培元得到十几万元稿费,他全都用来买了书赠送朋友。忽培元曾撰文《雄关漫道从头越》记述自己的梦想——用手中的笔记录和讴歌生活,是我的终生梦想。从少年时代开始,这个文学的梦追求了几十年,总觉得还没有实现,或许是永远都不可能实现。我这才理解了作家海明威那句名言的真实含义与分量:“我一生都在学习写作,但总觉得永远都学不会。”好在年过半百的今日,我的追求美好梦境的热情竟没有丝毫的减退,连自己都感到了惊讶。是什么神奇的力量使得自己在如此繁杂而众多的功利诱惑之下,还没有“初梦惊醒”?连自己也很难说清。不过我却真正体会到了冰心先生那一句话的绝妙:“只要有了爱,就有了一切。”这是我唯一感到欣慰的。我所深爱着的文学之梦给了我一切,包括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我要感谢文学,在没有多大功利,更没有鲜花与掌声的情况下,我清贫寂寞、自得其乐地坚守了这么长久,而且毫无倦意。创作热情源于赤子之心2016年11月30日,中国文联第十次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九次代表大会,是在与会人员全体起立,高声唱响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的。在忽培元看来,雄壮响亮的声音是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背景音乐,他讲道:“国歌本身就是文学作品,是在抗日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建国后有人建议改掉这句歌词,毛主席没有同意,6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不改变它。因为在不同时期,随着进步和发展,民族面对不同挑战和危机,这句歌词对我们的民族有不断的唤醒和提醒作用,所以今天习总书记讲话和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一脉相承,当时的革命文艺和现在的社会主义文艺功能是一样的。”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许多专业作家都放弃了阵地,为了利益随波逐流。一个官员为什么写作?还能在纷繁多变的现实生活中坚守着自己的文学立场和创作方向?忽培元以为,自己只是一个生活的记录者,把自己经历过的感情和生活记录下来,不为单纯的情感宣泄和表达的需要,而是一种情怀,一种责任。“我们这一代人出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成长在六七十年代,脑子里装的都是对社会对集体的奉献,无论是工作还是写作都不会把自己的诉求放大。不是自己的思想境界多崇高,而是当时的客观环境造就了我们这一代这样的情怀,这样的责任感。”20多年前,忽培元在一篇自序中写道:“苦恋文学,如同挚爱哺育过我的陕北土炕和米酒,那情分真正是与日俱增……”忽培元的生命之根、情感之根、思想之根、文学之根都始终深扎在延安,深扎在陕北这一块鲜血浸泡过的红色土地上。延安的土窑洞诞生、承载、哺育着他的文学之梦。“我之所以坚持写作,就像一个陕北拦羊放牛的老汉,一出山就要开口吼喊信天游,就像一位吃苦耐劳的陕北老大娘,一生都舍不下手中剪窗花的剪刀。对于他们而言,歌唱生活与创造美好,那是与生俱来的喜好和发自内心深处的冲动。生活的美酒酿在心中,一张口一抬手,就要发散出绵绵醇香。我们陕北乡间,随处都有这样的民间艺人。在陕北浑圆的黄土山峁上,远远地看得见生长着一棵树,那是可供农民纳凉歇晌的杜犁树。它抗旱耐寒,根深叶茂,木质坚硬,春华秋实。特别是经历了秋冬冰霜以后,满树的叶子都会变红,本来又苦又涩的果实也变得像蜜糖一样甜美了。努力使自己成为陕北高原上一棵经霜的杜梨树,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人生目标。很希望自己能以文学的形式,在人生的秋冬季节,为养育了自己的苍天厚土奉献出一点火红一掬甜蜜。”当下,勤恳的忽培元在认真履行国务院参事职责的同时,仍然每天坚持业余文学创作。据说他正在完成一部反应新中国石油开发历史的大部头小说——《东方神曲》。(中华儿女报刊社记者   华南)(摘自《中华儿女》杂志2016年第24期总第439期)忽培元部分作品欣赏